我就柯達噢，逝者是那一丹原來敬膠卷

　　▲ 退休之後，敬丹卷敬一丹寫了三本書，噢原分別關於職業生涯、那柯工農兵學員經曆和家族曆史，达胶構成“回望三部曲”。敬丹卷她出席簽售，噢原與讀者交流，那柯生活依然忙碌，达胶母親常說她不像退休，敬丹卷她自己更願意稱之為“轉換”。噢原（磨鐵圖書供圖）

　　2026年9月13日，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的达胶女兒王爾晴發布訃告，稱敬一丹於當天逝世。敬丹卷

　　2018年，南方周末曾於敬一丹退休之際專訪她，那柯舊稿重推，以誌哀思。

　　每天上午，敬一丹都去複興門看望92歲的父親。不久前，老人突然問她：“你叫啥？”她幾乎落淚。

　　父親高齡後曾骨折一次，敬一丹著急，但“相信他會好”；現在看父親一點點失去記憶，她“覺得不可逆，特別受不了”。她小心回答：爸，我的名字不是你給我起的嗎？意思不是一片丹心嗎？她在紙上寫下自己的名字，遞過去，“希望他以後能想起來”。

　　與父母相處，是敬一丹退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。2015年4月，她告別主持了20年的《焦點訪談》。節目元老康平曾叮囑她，退休後得做計劃，“沒做計劃，十年就過去了”。三年下來，她發現自己終究不是善於謀劃的人，更多是在“順應”。

　　敬一丹寫了三本書，分別關於職業生涯、工農兵學員經曆和家族曆史，沒有計劃，卻構成了“回望三部曲”。2018年8月12日，在廣州的南國書香節上，一位中年讀者提著一摞書來見她，“他覺得這些書的作者都是一起的”。書在簽售台上攤開，作者分別是敬一丹、白岩鬆、水均益等。果然，都是老同事。

　　從前在話筒前，敬一丹時刻提醒自己，每一句話都是“小我和大我的結合”。“話題是公共的，根本的把握是電視台，但是你的表達是盡可能個人化的。”

　　在家裏，敬一丹有時會嚴肅地板起臉，丈夫就抱怨：你別給我來“焦點訪談”。父母年事已高，她又主動訪談他們。和父親聊天，她用手機錄音。2011年，她在給父親的生日賀信中附上“采訪提綱”，請他筆談人生過往。

　　父親的回答收錄在敬一丹的新書《那年 那信》裏，書中整理了1950年至今的1700多封家書。父母一同作序：“我們想象，麵對這些信，年長的讀者會覺得熟悉，兒女的同齡人會有共鳴。年輕人呢？如果他們能從中看到一代一代的來路，我們就很欣慰了。”

　　1

　　“她不能對過去有很多空白點”

　　敬一丹的母親韓殿雲喜歡微信，她把家庭群的聊天記錄手抄下來，反複回看。“我說媽你抄這個幹嗎，她就覺得白紙黑字很踏實。”敬一丹理解，這是母親的精神支柱。一直以來，韓殿雲保存所有家信、日記，重要日子的日曆頁，甚至孩子小時候的成績冊，“對一切有字的東西特別珍惜”。

　　多年前，韓殿雲工作的黑龍江省公安廳被“造反團”接管。她連夜回家翻看，“把談情說愛內容多的，工作情況寫得多的，對形勢有看法的，內容有可能犯禁的信件，全部挑出來”。她和丈夫商量，把這些信件連帶著年輕時的日記和老照片，一並燒毀了。

　　韓殿雲留下了永久的遺憾。餘下一千多封家信，她丟掉信封，隻留信紙，妥善保存在床底的木箱裏。家人把它們選編成冊，作為家庭讀物。

　　剛加入央視評論部時，敬一丹接受媒體人朱偉采訪，無意中聊起少年時的信。朱偉對這些信件饒有興致，內容都是日常瑣事。

　　如1972年春節，敬一丹12歲的弟弟寫信，列舉憑票配給的年貨，半斤雞蛋、半斤大魚、半斤花生等等，“一個一個都是‘半’”。敬一丹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，接著說道：“小心翼翼地生怕失去，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沒有了。沒有安全感，這是我成年以後意識到的。”

　　有一天，孫輩見到韓殿雲寫字，驚訝地問：奶奶你還會寫字啊？“你奶奶豈止會寫字啊，你奶奶是個老公安啊，她所經曆的事情，後代不知道。”敬一丹回想。

　　敬一丹在河北錄製節目，一位嘉賓說，經常不知道該和家裏老人說什麽，隻能沉默以對。爺爺忽然問他，是否知道家裏過去是做什麽的。他原以為自己知道，聽爺爺講了上幾代的故事，才發現不了解的事情太多了。

　　給研究生布置作業，白岩鬆經常讓他們畫出自己往上數兩代人的家譜。他曾說，如今十個年輕人裏，九個寫不全祖輩的名字。

　　種種見聞促使敬一丹決定出版家信，傳給下一代。原信年代久遠，零零散散，她加以整理，添上背景介紹，以“信中信”方式，每篇挑選一位後輩，以給其寫信的方式敘述。“都寫他名字了，他會看的吧？”敬一丹說，“這又不是教科書，何況我們教科書有很多都不講。”

　　“她要知道了，一定會更好，她知道了，就知道來路，也知道這個路上會有什麽樣的坑坑窪窪。”敬一丹也怕女兒忘記，她在書裏寫了饑荒，家中被搜查的往事，“我不希望她再遇到那些情景，她不能對過去有很多空白點吧。”

　　當年要刊登信件，經過一番勸說，韓殿雲才答應。她嘀咕：“別弄得滿世界都那個，誰家沒有啊。”這次敬一丹把信件編成書，她不再反對。寫一段給她看一段，她還會做些糾正。

　　敬一丹身邊也有不少同輩人背過身，不願再回望過去。她知道自己是知青中的幸運者，比她年長些的，“十幾年沒回來的那種人”，對過往的感受會大相徑庭。有次談起家中被搜查的往事，旁邊一位同齡人說，自己家被搜了17次。

　　“他怎麽會很輕地說這句話呢？如果更痛的那種呢？”敬一丹還願意記錄和回憶，“跟程度有關嗎？我也不太清楚。”

　　2

　　“如果有一天我看這些信麻木了”

　　在央視複興路老台東門，北邊曾有個窗口，專門收取來信。台裏規定，主持人不能在門口接待來訪者。某年除夕前一晚，敬一丹下班經過，看見寒風裏站著幾個人，巴望著窗口。

　　莊永誌2003至2009年擔任《焦點訪談》主編，隔幾天去趟收發室，用小推車把給欄目組的信拉回去，每次都是滿滿一個大塑料袋。信無論寫給編輯部、記者還是主持人，所有工作人員都可以拆。

　　莊永誌敬佩敬一丹，原因簡單：她願意采訪，經常看片，是看信最多的主持人，“說起來都是常識，但是很多人根本做不到”。

　　隻要寫著“敬一丹收”，敬一丹就覺得自己有義務看。一度，她的辦公桌上每天有幾十上百封信。信封大多皺皺巴巴，郵票被粘得髒兮兮。有些信抬頭寫“焦點訪談青天”，落款留“信任你的人”。寄出地址越長，大約來自越偏遠的角落。“某省某市某縣某鄉某村村民小組，到底了，再也沒有了。越中心地帶字越少，比如說中央電視台五個字，不寫郵政編碼都能收到。”敬一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。

　　敬一丹想象，有些信的主人不會寫字，托人寫信；有些信從異地寄出，也許為了避開當地人，或是讓在外上學的孩子幫忙寄出。

　　早期《焦點訪談》和《實話實說》在同一個樓道裏辦公。敬一丹看信，常拍案而起，到《實話實說》主持人那兒一看，都是快樂、有趣的話題。“大家都把有趣的話題告訴他，把頭疼的話題告訴我，我不是更應該抑鬱嗎？”她幾年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說。

　　母親勸敬一丹：世界這麽大，哪能沒有一點壞事呢？“看看我收到的信，再看看小崔收到的信，再把平常的日子加進來，把《感動中國》加進來，這才是接近真實生活的。如果我總是麵對著《焦點訪談》，我太有可能抑鬱了。”敬一丹說。

　　這些信起初讓敬一丹感到被信任，久而久之產生了無力感。“我當時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看這些信麻木了的話，就不幹這個了。”敬一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“即使無力，你也有感，那就說明我還配在這個位置上。”

　　同事李玉強建議敬一丹，不如把這些信編成一本書。1998年，敬一丹出版了這本書，起名為《聲音》，選登大約180封觀眾來信，她評論分析。出版社做版權登記，主管部門猶豫不定：這本書算什麽類別？以前沒有這樣的書，它最後歸為“新聞評論類”。

　　去各地書店簽書，讀者隊伍裏總有人送來新的信，裏頭總是投訴材料或采訪線索。

　　敬一丹連續多年和新入台同事交流，她會告訴他們，這份職業裏不僅有享受，更有承受甚至忍受。“這樣的信長年累月地收，真的需要一種承受力。”

　　做完《聲音》以後，敬一丹舒了一口氣，仿佛寫了封回信。不久後，她又收到一位大別山年輕人的信：“書中的來信，隻是部分農民能夠反映的。”

　　敬一丹曾設想，每隔五年或十年，可以出版《聲音2》《聲音3》……“連續下來，它不就是一種社會記錄嗎”。但她沒有繼續下去，信裏反映的種種問題還在。

　　信件也明顯減少了，言路變得多樣，“有了那麽多的網民，他們有了自我表達的可能，我們原來的代言意識，和人家對我們的代言期待就發生變化了，他自己發言了。”敬一丹說。央視東門的收信窗口後來也關閉了。

　　1997年，方宏進、敬一丹、羅京、方靜（從左至右）主持香港回歸特別報道，這是央視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大型直播，持續72小時。（資料圖）

　　3

　　“這兩種忘記我都不喜歡，所以我要記錄”

　　盡管對傳統信件有特殊感受，敬一丹對新出現的媒介形式也不排斥。

　　職業生涯尾聲，敬一丹趕上了新媒體興起。第一次在節目裏說“請觀眾朋友關注我們的微博微信客戶端”時，“有點新鮮和興奮。”敬一丹對媒體回憶，“雖然我失去一點踏實和安全感，但是增加了‘後有來者’的那種興奮。”

　　央視新媒體找主持人讀詩，敬一丹主動說自己可以讀節氣。她選讀了《微讀節氣》，書裏是朱偉在微博中隨節氣變化發布的生活隨筆。配音在央視老台一間機房裏，責編李偉用手機錄音，沒有話筒、調音台。敬一丹反複問：行嗎，真行嗎？李偉隻是笑笑，她分析那笑裏的意思是：“大姐呀，這就是今天的話筒啊。”

　　去大學開講座，敬一丹不解地問在場學生：既然你們不怎麽看電視，都撲向新媒體了，為什麽還願意和一個曾經的電視人交流呢？一個新聞係男生回答：我們現在是都用數碼了，可是我們要看到柯達膠卷的話，也會覺得很親切的。“噢，原來我就是那柯達膠卷。”她說起這件事就樂。

　　剛退休那陣，總有人問敬一丹怎麽應對新媒體。她一律回答：這事留給白岩鬆、勞春燕他們去操心吧。她說自己不拒絕其他表達方式，它們之間“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”。

　　每年記者節，北京大學電視研究中心都召開論壇，敬一丹和白岩鬆常作為特聘研究員參加。2015年的論題是“風動心不動”。“這一聽就是‘白氏’語言，白岩鬆的語言。‘風動’，媒體急劇變化，然後我們內心不動。”敬一丹解讀道，“但是這個不動也得動。”

　　三年來，出版社安排的新書宣傳裏，敬一丹發現開始還有很多“傳統媒體”，“短短三年，新媒體（變得）特別多”。近期，她錄製了於地鐵口播放的音頻，參加了網絡視頻節目“一席”的演講。“我原來孤陋寡聞，不知道‘一席’的讀者是買票的。其實那是一種互相尊重的空間，台上人和台下人都特別專注。”她望著黑壓壓的觀眾，與麵對話筒和鏡頭的感覺截然不同。

　　敬一丹一口氣背出了自己在演講中的一段話：

　　人會忘記的，記憶是自然的，它也會減退的。還有一種忘記是主動地忘，看到那些鬱悶的事，痛感的事，有的人就會說：哎呀，過去就過去了，記它幹嗎？這兩種忘記我都不喜歡，所以我要記錄。

　　演講從新聞實踐談到自己的家書，敬一丹認為有些事情從未改變。標題原先叫“記者的記”，自她的職業開頭，最後改為“我就是想記錄”。

　　在敬一丹的微博底下，仍有不少評論是伸冤投訴，“把這當成《焦點訪談》投訴站了。”不過，她退休後很少再用微博。

　　“還有很多抱怨是嗎？”敬一丹向南方周末記者確認了兩遍，她坦承現在感覺“不像當年那麽強烈”，“手寫的信就是不一樣，讓人更有麵對麵的氣息的感覺；（網絡）就是更加嘈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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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敬一丹：一個社會沒有“眼睛”是不行的

　　2015年4月，敬一丹60歲，自中央電視台退休。她繼續主持《感動中國》，今年受邀主持央視的季播節目《謝謝了，我的家》。到頭來，她隻離開了《焦點訪談》。

　　每日19點38分，無需看表，敬一丹會習慣性地打開電視，收看當天的《焦點訪談》。家裏有四台收音機，衛生間、廚房……她常待的地方都有一台，通常調到“中國之聲”。她手機裏有五種新聞客戶端，大多是主流媒體。

　　“一看新媒體已經一片喧嘩，就特別留意那些主流媒體有沒有說話，有時候會失語。”2018年8月1日，敬一丹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時說道。

　　敬一丹與同事白岩鬆、方宏進。他們都曾主持過《焦點訪談》，這檔電視節目創辦於1994年，以“用事實說話”為方針推動社會進步。（資料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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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在麵對鏡頭之外的沉重，你知道嗎？

　　南方周末：退休之後隻離開了《焦點訪談》，你會不會遺憾？

　　敬一丹：我在一個欄目裏待20年，也想體驗一下別的樣式。有時候做《焦點訪談》並不有趣，要比其他欄目經受更多壓力。2001年我做《直播中國》，那是人文地理節目，經常到戶外，今天到平遙，明天到龍井，後天到閩南，天南海北，過程很享受，那種文化類節目挺養人的。

　　做新聞輿論監督節目，有時候調動你全部承受能力。我在《焦點訪談》的時候曾經想，這個職業給我們帶來什麽。那時我連續幾年和新入職的年輕同行做交流，就和他們講，一個職業讓你喜歡並且能幹很久，其實有享受，有承受，甚至有忍受。我享受了《焦點訪談》在人們心中被信任，和良好的口碑。節目播出，你能看到挺有用的，它真在推進文明。

　　承受的是什麽呢？比如《焦點訪談》的沉重。我所承受的還不僅僅是“短兵相接”的采訪，一上班一桌子信寫著“敬一丹收”，看第一封信，我想人家這麽信任我，要想辦法，第二封又是。長年累月，一個人承受托付，這是需要承受力的。

　　別人說，敬一丹你怎麽在電視裏一出現就皺眉頭，出事了似的，你會笑嗎？我說你們在屏幕上看到我的沉重，那隻是你能看到的，我在麵對鏡頭之外的沉重，你知道嗎？你知道我剛剛看了什麽樣的觀眾來信嗎？你知道我看了一上午觀眾來信的感受嗎？人要是沒有承受力，會變得極端，甚至很偏激，目光都變成灰色的了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忍受呢？

　　敬一丹：忍受的東西很多。你要想克服，也需要一種力量支撐。最後留下來的都有韌性，不光是職業理想；職業理想容易，韌性不容易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主持《一丹話題》《焦點訪談》《東方時空》，剛好遇上1990年代中國社會的轉型期。除了一些大型直播，當時能感覺到見證曆史嗎？

　　敬一丹：我不僅是在大型直播裏見證了曆史，更是點點滴滴地見證曆史，我們突破一個曾經的禁區時，真覺得就是在推進文明。《焦點訪談》就一點點突破，一寸一寸地開拓輿論監督的空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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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是刺痛，是隱痛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說自己有點“溫”，對《焦點訪談》來說不夠“銳”。節目裏的“短兵相接”，對於你是不是很不容易？

　　敬一丹：那是我的弱項。有性格方麵的原因，一到特別“短兵相接”，需要（反應）很快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好像智力不夠了。對複雜事情的迅速判斷，尤其是頭緒比較多的，我真的不如同事。讓我自己覺得挺有享受感的（節目），就是那種稍微沉澱一點的，不是強烈衝突，但也有痛感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因此自我懷疑過嗎？

　　敬一丹：“銳”真的是因人而異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。你看白岩鬆，我真的很佩服他，他特別有度。我也挺有分寸感，但是比白岩鬆更保守一些。我有很多中年特點，他還是年輕人特點。

　　我不能變成那樣的人，那我就做自己最適合的。比如在《我遇到你》裏麵，有一章全都說孩子。我寫了我難忘的孩子，在這樣的孩子身上，不會有那種“短兵相接”的尖銳，它帶來的不是刺痛，是隱痛。

　　我采訪艾滋孤兒，走到雲南那個村落裏，就有一種喘不上氣的沉重。一進村你就發現氣氛不一樣，村頭貼著防艾的各種宣傳畫和標語。走進一戶人家，爸爸媽媽全是因艾滋去世的，一個姐姐帶著一個弟弟。他們有沒有明天不知道，我們再來的時候，這家人還會在嗎？做這樣的題目時，好像更讓我覺得適合。

　　“順應”“適合”這種詞都特像中年人用的。但是，走過這麽多年回頭看，其實都是職業生涯中的關鍵詞，你“順應”，然後“適合”“韌性”。跟在校同學說，同學會說不夠“銳”，不夠酷，也沒有光芒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他們會覺得這是一種妥協。

　　敬一丹：那不需要妥協嗎？

　　南方周末：不妥協的話會發生什麽？

　　敬一丹：那就是“過把癮就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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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人家抱怨說明對你還有期待

　　南方周末：退休之後你考慮過教書嗎？

　　敬一丹：我在北大開過口語傳播課，還帶藝術碩士的開題答辯，屬於校外導師。口語傳播給未來的同行講，反過來的一課是給和媒體打交道的人講，培訓新聞發言人、提升媒體素養。這門課我講得更多一點，他們好像特別有需求，不僅是新聞發言人，還有官員、企業家，團體的負責人。

　　白岩鬆經常建議我教書。他辦的“東西聯大”相當於新聞私塾，他想找到一種新的方式和學子交流，他說其實這事我最適合做了。我去聽白岩鬆講課，有幾次學生的畢業典禮都參加了。他和學生這種密切的交流，我覺得做不到，我不能保持他那樣的激情。白岩鬆差不多是我們新聞頻道最忙的主持人了，每次定下來跟學生上課這一天是雷打不動的，東邊西邊地跑，完全是義務的。用白岩鬆自己說的話，這是一種長跑。我覺得沒做好這種準備，跟白岩鬆說不行。所以，還是那種“順應”：哪個學校說希望你來開課，我看我自己能承受的，那就好吧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近來存在關於調查記者的爭議，媒體影響力似乎沒有以前那麽強了，你怎麽看？

　　敬一丹：媒體整個格局發生變化的時候，那些曾經被期待的調查記者、調查性欄目，在很多事情上沒有像當年那樣，或者說是環境變化使它顯得不像當年那樣。有的單期《焦點訪談》，節目質量並不差，但是環境變了。當時我們《焦點訪談》做一期節目，一寸一寸開拓空間，一下子特別引人注目。現在做一個同樣的節目，已經沒有那樣的效果了，為什麽呢？現在已經不是“禁區”了，網友們、自媒體們早已經議論紛紛，甚至說得還要引人注目。老欄目、老調查記者也有一個麵對新期待的問題，人家抱怨，說明對你還有期待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現在看到新聞，還會有不吐不快的評論本能嗎？

　　敬一丹：現在退休了看這些事，稍微拉開了點距離，但是依然有期望。我至少希望這些重大公共話題不缺位，不失聲。我就不像“下班”的，還操那麽多心。

　　前天我看到一個消息，山東要求省級新聞單位加大輿論監督力度。曹林寫了一篇《很多地方開始嚐到輿論監督凋零的惡果》。我已經離開了《焦點訪談》，現在讓我再做輿論監督節目不太可能，盡管還做一些電視節目，但是不太可能做《焦點訪談》那樣的節目了。可我的慣性還在，一看山東的那個消息，很認真地看了幾遍。一個社會沒有“眼睛”是不行的，《焦點訪談》的LOGO就是大眼睛。人們意識到有眼睛盯著你的時候，就會變得很規矩，一些放任的東西會收斂，就是建立秩序。